• 清代有“野翰林”之称,这类人是以什么途径混进翰林院的?

    发布日期:2025-02-03 06:44    点击次数:146

    清代有"野翰林"之称,这类人是以什么途径混进翰林院的?

    世人皆知,清朝官场最重出身,素有"非进士不入翰林,非翰林不入内阁"的铁律。然而,鲜为人知的是,在这看似铁板一块的翰林院中,竟然还潜藏着一群被称为"野翰林"的特殊群体。他们当中,有的出身平民,有的是明朝遗老,更有甚者连最基本的功名都未曾考取。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,让这些人能够突破常规,跻身于这个清朝最高等的文官群体之中?又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,促使清廷不得不打破这看似牢不可破的选官规则?

    一、翰林院:清朝最高等的文官摇篮

    说起翰林院,在清朝可谓是官场中的"天字号"衙门。康熙二十年,有位叫沈峄的翰林编修,因为不满朝廷对翰林官员的安排,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了一句惊人之语:"宁为布衣,不为翰林!"

    此言一出,满朝震惊。这位沈翰林的话看似大逆不道,实则道出了翰林院的尴尬处境:虽为清朝最高等的文官摇篮,却也是束缚最多的衙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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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翰林院中的日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风光。每天清晨卯时(凌晨五点)刚过,翰林官员就要披星戴月地赶到紫禁城东华门外的翰林院。一进院门,先要在值日房签到,随后便是终日伏案,或校勘典籍,或编纂文稿。

    这些工作看似清闲,实则处处是考验。有位翰林曾在日记中写道:"今日校勘《资治通鉴》一卷,因误标一字,被掌院先生叱责,罚俸一月。"这种苛刻的要求,让不少翰林叫苦不迭。

   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些饱读诗书的翰林,竟然还要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。每逢皇帝早朝,总要有两名翰林官员轮值当值,他们要提前两个时辰到紫禁城,在乾清门外等候。一旦皇帝有任何口谕,他们就要立即记录下来,一字不差。

    然而,正是这种种严苛的要求,才造就了翰林院"天下第一衙门"的地位。自明朝开始,便有"非翰林不入内阁"的说法。到了清朝,这一传统不仅被继承,更被强化。康熙帝曾说:"朕之近臣,必出翰林。"

    翰林院选官,更是一套极为严格的程序。每科进士考试结束后,一甲三名: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必入翰林院,这是例行规矩。但最终能否留在翰林院,还要经过三年的"散馆考试"。

    这三年期间,翰林们要接受各种考核。除了日常的校勘、编纂工作外,还要参加朝考。朝考内容包括经义、诗赋、策论等,考题往往出自皇帝之手。如雍正年间有一次朝考,考题是"天下之治乱系于吏治",看似简单,实则暗藏机锋,考验翰林们的政治智慧。

    正因为如此,翰林院被誉为"天子门生"的摇篮。在这里,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学,更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。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就曾说过一句话:"入翰林者,非才名俱完者不可。"这句话道出了翰林院选官的核心标准。

    二、康熙朝的破例:收拢人心的政治考量

    顺治十八年,年仅八岁的小皇帝玄烨登基,是为康熙帝。谁也没想到,就是这位年幼的天子,竟成为了打破翰林院"铁律"的第一人。

    康熙十六年深秋,江南传来一纸奏折,吴三桂叛军的旗号上赫然写着"共举大明之文物,悉还华夏之乾坤"十四个大字。这令康熙帝坐不住了。当时的大臣徐乾学在奏折中写道:"南方士子,十有八九仍心向故明。"

   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,康熙十七年正月,一场特殊的朝会在乾清宫举行。大学士明珠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:"不如开科取士,广招天下贤才。"此言一出,朝堂哗然。要知道,在此之前,翰林院可是从未收录过非进士出身的士子。

    康熙帝却对这个提议颇感兴趣。当即拍板,决定开设"博学鸿儒"科。一纸诏书传遍天下,各省督抚纷纷推荐人选。其中就有一位叫徐元文的举人,此人出身江南望族,素有"江南才子"之称。有趣的是,他在明朝崇祯年间就考中举人,却因清朝定鼎后拒不出仕,在家闭门读书二十余载。

   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,一场特殊的考试在体仁阁举行。与往常的科举不同,这次考试只考两场:一场作诗,一场作赋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考试竟然不限时间。当时在场的考官蔡汝树后来在《宦海见闻录》中记载:"此番考试,与寻常科举大不相同,考生可自由进出,甚至可携带参考书籍。"

    最终,一百七十六名考生中,有五十人被录取,其中竟有二十人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。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更令人意外的是,这些人中有不少连秀才都不是,比如著名的学者毛奇龄,就是以白身入翰林。

    有趣的是,这些"野翰林"们入职后,倒也不负众望。那位徐元文就编纂了《明史》的部分内容,而毛奇龄则成为了康熙帝的经学顾问。康熙二十年,康熙帝在一次筵席上提到此事,笑着说:"吾用人,不拘一格。"

    当然,这种破格取士也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有位老翰林在日记中写道:"今日见新入院之同僚,举止粗鄙,不知翰苑体统。"但在朝廷的大力提携下,这些"野翰林"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身份。

    康熙二十二年,当年那位拒不出仕的徐元文,竟然在为《明史》编纂议论时,写下了"清承明统"的观点。这一变化,正是康熙帝破格用人政策的成功证明。后来的历史证明,这批"野翰林"的加入,不仅没有降低翰林院的学术水平,反而因为他们的特殊背景,为翰林院增添了新的学术视角。

    三、乾隆朝的创新:文化政策的巧妙转变

    乾隆元年的秋天,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在京城举行。这便是后来被称为"丙辰词科"的特殊科考。与康熙年间不同的是,这一次的考试堂上,竟然摆放着一套完整的《十三经》。

    当时担任考官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:"考生甲某,见案上经书,竟不敢翻阅,只顾埋头作赋。及交卷,通篇引经皆误,令人啼笑皆非。"

    这场考试与康熙年间的"博学鸿儒科"看似相同,实则大有不同。首先,考题难度大幅提升。第一场考试的《五六天地之中合赋》,要求考生必须在诗文中体现"敬爱授民时,圣人所先"的思想。第二场则要求考生对《五经》进行全面阐释。

    一位参加考试的士子后来在家书中写道:"此次考题,非积数十年功力不能答,与寻常科举迥然不同。"这番话道出了乾隆朝特科考试的特点。当年参加考试的一百九十三人中,最终仅有十五人入选,其中一等五人,二等十人。录取比例远低于康熙年间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批入选的"野翰林"中,有一位名叫钱大昕的学者。此人虽未中过进士,却精通经学。乾隆帝对他青眼有加,不仅让他入翰林院,还特命他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工作。钱大昕后来成为了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。

    乾隆十三年,朝廷又有了新的动作。一道特旨传出:命内外大臣保举"品行端谨,湛深经术"者入京参加考试。这一次,考试的重点完全转向了经学。当时的礼部尚书陈宏谋在奏折中这样写道:"此举乃为端正士风,重振经学。"

    这次保举经学的考试可谓是史无前例。考生不仅要对《五经》烂熟于心,还要能够对各家注疏了然于胸。最终入选的五十五人中,有一位叫戴震的学者,此人虽然只是一介布衣,却因为对《说文解字》的研究颇有心得,被特许入翰林院。

    乾隆十五年冬,宫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经筵。新入选的"野翰林"们轮流上讲,阐述经义。其中戴震讲解《尚书》时,竟然提出了与朱熹注解不同的见解。在场的官员无不变色,唯独乾隆帝连连点头。

    这种重视经学的倾向,在乾隆后期愈发明显。乾隆二十年,朝廷下令:凡翰林院官员,每月必须参加经学讨论会。这些由"野翰林"带来的新思想,逐渐影响了整个翰林院的学术风气。

    后来的史料记载,这些通过经学入仕的"野翰林",很多都在清代考据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们虽然不是通过正统科举入仕,却因为专精于经学研究,反而在学术上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。

    四、特殊群体的另类入仕路

    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个早晨,翰林院里发生了一件趣事。一位刚入院的旗人翰林在做值日记录时,竟然写错了几个常见的汉字。这位翰林随后被人戏称为"斗字翰林",意思是识字如斗,少得可怜。

    这样的事情在翰林院并非孤例。清代为了保证旗人在朝廷中的地位,特意开辟了一条专门的入仕通道——"外班翰林"。所谓"外班翰林",便是指那些不通过正常科举途径,而是凭借旗籍身份进入翰林院的官员。

    乾隆四十年,一位名叫李佳氏的满族举人,仅凭在户部当差的资历,就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编修。当时的掌院学士魏廷珍在奏折中这样写道:"此人虽非进士出身,然熟悉满文,可堪翰苑之用。"

    这些"外班翰林"虽然地位不如正统翰林,但往往因为精通满文而备受重用。乾隆四十五年,一桩有趣的公案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当时朝廷要修订《满文老档》,那些饱读诗书的汉族翰林却束手无策,最后还是靠着几位"外班翰林"才完成了这项工作。

   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有些人甚至能够不通过任何考试,直接被皇帝钦点为翰林。乾隆五十年,一位名叫和珅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进入翰林院的。他不过是个官学生出身,连举人都不是,却因为得到乾隆帝的青睐,一跃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。

    这种特殊的任命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场面。据说和珅刚入翰林院时,曾经在一次文会上出了大洋相。当时有人请他即兴作诗,他支支吾吾半天,最后只憋出了几句不通的歪诗,惹得满堂哄笑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,却在翰林院中位居要职。

    乾隆五十二年,朝廷开始编纂《四库全书》,又出现了一批特殊的"野翰林"。他们中有的是民间学者,有的是藏书家,虽然没有功名在身,却因为学问精深而被特许入院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纪昀,此人虽然出身寒微,却因为博览群书,被特招为翰林院编修。

    这些特殊群体的存在,使得翰林院内部形成了独特的生态。据当时一位翰林在日记中记载:"院中分三等:一等是正统翰林,二等是外班翰林,三等则是特授馆职者。虽同在一处办公,却各自成圈。"

   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。嘉庆皇帝即位后,曾经想要整顿这种状况。嘉庆三年,他下令严格限制特授翰林的数量。但是碍于满汉体制,"外班翰林"的制度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一直到道光年间,翰林院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群体的身影。

    五、"野翰林"制度的历史影响

    道光十年,一位名叫龚自珍的翰林在《己亥杂诗》中写道:"九州谈故事,天下论英雄。"这句诗虽不是专门谈论"野翰林"制度,却道出了这一制度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。

    就拿康熙朝入选的"野翰林"毛奇龄来说,他虽然是以白身入仕,却在经学研究上颇有建树。道光年间,一位进士出身的翰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"每读毛氏《四书改错》,未尝不叹服其精深。此人虽为野翰林,却有真才实学。"

   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上,更体现在政治上。咸丰二年,一位老翰林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:"自国朝设立野翰林以来,士林风气为之一变。昔日目不斜视的翰林们,如今也不得不与这些异途之人切磋学问。"

    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"野翰林"们往往在翰林院中别开生面,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同治年间,翰林院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有位通过经学入选的"野翰林"在修《清史》时,竟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,引得正统翰林们纷纷效仿。

    光绪初年,朝廷在选拔人才时,已经不再那么看重出身。光绪五年,一位名叫孙钦颐的学者就是凭借对《诗经》的独到研究,被特招入翰林院。当时的掌院学士在奏折中这样写道:"此人虽无功名,然学问精深,实可为翰林增色。"

    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科举制度本身。光绪十年,科场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:不少考生在答卷中引用"野翰林"们的学说,而考官们也不再对此持否定态度。一位考官在评阅记录中写道:"此种现象,正是学术之幸。"

    到了清朝末年,"野翰林"们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。宣统元年,清廷在筹划科举改革时,就采纳了一位"野翰林"的建议,准备在科举中增设专门的经学考试。虽然这项改革因为清朝的覆灭而未能实施,但它反映出"野翰林"制度对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。

    宣统三年,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回忆录中写道:"回首百年野翰林制度,虽为权宜之计,却开创了人才选拔的新途径。"这句话,或许是对"野翰林"制度最好的总结。据统计,清代两百多年间,通过特殊途径入选的"野翰林"虽然只占翰林院总人数的五分之一,但他们中却产生了不少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。

    发布于:广西壮族自治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