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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有＂野翰林＂之称，这类人是以什么途径混进翰林院的？

世人皆知，清朝官场最重出身，素有＂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＂的铁律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看似铁板一块的翰林院中，竟然还潜藏着一群被称为＂野翰林＂的特殊群体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出身平民，有的是明朝遗老，更有甚者连最基本的功名都未曾考取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，让这些人能够突破常规，跻身于这个清朝最高等的文官群体之中？又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，促使清廷不得不打破这看似牢不可破的选官规则？

一、翰林院：清朝最高等的文官摇篮

说起翰林院，在清朝可谓是官场中的＂天字号＂衙门。康熙二十年，有位叫沈峄的翰林编修，因为不满朝廷对翰林官员的安排，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了一句惊人之语：＂宁为布衣，不为翰林！＂

此言一出，满朝震惊。这位沈翰林的话看似大逆不道，实则道出了翰林院的尴尬处境：虽为清朝最高等的文官摇篮，却也是束缚最多的衙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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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院中的日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风光。每天清晨卯时（凌晨五点）刚过，翰林官员就要披星戴月地赶到紫禁城东华门外的翰林院。一进院门，先要在值日房签到，随后便是终日伏案，或校勘典籍，或编纂文稿。

这些工作看似清闲，实则处处是考验。有位翰林曾在日记中写道：＂今日校勘《资治通鉴》一卷，因误标一字，被掌院先生叱责，罚俸一月。＂这种苛刻的要求，让不少翰林叫苦不迭。

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些饱读诗书的翰林，竟然还要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。每逢皇帝早朝，总要有两名翰林官员轮值当值，他们要提前两个时辰到紫禁城，在乾清门外等候。一旦皇帝有任何口谕，他们就要立即记录下来，一字不差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种严苛的要求，才造就了翰林院＂天下第一衙门＂的地位。自明朝开始，便有＂非翰林不入内阁＂的说法。到了清朝，这一传统不仅被继承，更被强化。康熙帝曾说：＂朕之近臣，必出翰林。＂

翰林院选官，更是一套极为严格的程序。每科进士考试结束后，一甲三名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必入翰林院，这是例行规矩。但最终能否留在翰林院，还要经过三年的＂散馆考试＂。

这三年期间，翰林们要接受各种考核。除了日常的校勘、编纂工作外，还要参加朝考。朝考内容包括经义、诗赋、策论等，考题往往出自皇帝之手。如雍正年间有一次朝考，考题是＂天下之治乱系于吏治＂，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机锋，考验翰林们的政治智慧。

正因为如此，翰林院被誉为＂天子门生＂的摇篮。在这里，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学，更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。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就曾说过一句话：＂入翰林者，非才名俱完者不可。＂这句话道出了翰林院选官的核心标准。

二、康熙朝的破例：收拢人心的政治考量

顺治十八年，年仅八岁的小皇帝玄烨登基，是为康熙帝。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位年幼的天子，竟成为了打破翰林院＂铁律＂的第一人。

康熙十六年深秋，江南传来一纸奏折，吴三桂叛军的旗号上赫然写着＂共举大明之文物，悉还华夏之乾坤＂十四个大字。这令康熙帝坐不住了。当时的大臣徐乾学在奏折中写道：＂南方士子，十有八九仍心向故明。＂

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，康熙十七年正月，一场特殊的朝会在乾清宫举行。大学士明珠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：＂不如开科取士，广招天下贤才。＂此言一出，朝堂哗然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翰林院可是从未收录过非进士出身的士子。

康熙帝却对这个提议颇感兴趣。当即拍板，决定开设＂博学鸿儒＂科。一纸诏书传遍天下，各省督抚纷纷推荐人选。其中就有一位叫徐元文的举人，此人出身江南望族，素有＂江南才子＂之称。有趣的是，他在明朝崇祯年间就考中举人，却因清朝定鼎后拒不出仕，在家闭门读书二十余载。

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，一场特殊的考试在体仁阁举行。与往常的科举不同，这次考试只考两场：一场作诗，一场作赋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考试竟然不限时间。当时在场的考官蔡汝树后来在《宦海见闻录》中记载：＂此番考试，与寻常科举大不相同，考生可自由进出，甚至可携带参考书籍。＂

最终，一百七十六名考生中，有五十人被录取，其中竟有二十人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。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些人中有不少连秀才都不是，比如著名的学者毛奇龄，就是以白身入翰林。

有趣的是，这些＂野翰林＂们入职后，倒也不负众望。那位徐元文就编纂了《明史》的部分内容，而毛奇龄则成为了康熙帝的经学顾问。康熙二十年，康熙帝在一次筵席上提到此事，笑着说：＂吾用人，不拘一格。＂

当然，这种破格取士也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有位老翰林在日记中写道：＂今日见新入院之同僚，举止粗鄙，不知翰苑体统。＂但在朝廷的大力提携下，这些＂野翰林＂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身份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，当年那位拒不出仕的徐元文，竟然在为《明史》编纂议论时，写下了＂清承明统＂的观点。这一变化，正是康熙帝破格用人政策的成功证明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这批＂野翰林＂的加入，不仅没有降低翰林院的学术水平，反而因为他们的特殊背景，为翰林院增添了新的学术视角。

三、乾隆朝的创新：文化政策的巧妙转变

乾隆元年的秋天，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在京城举行。这便是后来被称为＂丙辰词科＂的特殊科考。与康熙年间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考试堂上，竟然摆放着一套完整的《十三经》。

当时担任考官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：＂考生甲某，见案上经书，竟不敢翻阅，只顾埋头作赋。及交卷，通篇引经皆误，令人啼笑皆非。＂

这场考试与康熙年间的＂博学鸿儒科＂看似相同，实则大有不同。首先，考题难度大幅提升。第一场考试的《五六天地之中合赋》，要求考生必须在诗文中体现＂敬爱授民时，圣人所先＂的思想。第二场则要求考生对《五经》进行全面阐释。

一位参加考试的士子后来在家书中写道：＂此次考题，非积数十年功力不能答，与寻常科举迥然不同。＂这番话道出了乾隆朝特科考试的特点。当年参加考试的一百九十三人中，最终仅有十五人入选，其中一等五人，二等十人。录取比例远低于康熙年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批入选的＂野翰林＂中，有一位名叫钱大昕的学者。此人虽未中过进士，却精通经学。乾隆帝对他青眼有加，不仅让他入翰林院，还特命他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工作。钱大昕后来成为了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。

乾隆十三年，朝廷又有了新的动作。一道特旨传出：命内外大臣保举＂品行端谨，湛深经术＂者入京参加考试。这一次，考试的重点完全转向了经学。当时的礼部尚书陈宏谋在奏折中这样写道：＂此举乃为端正士风，重振经学。＂

这次保举经学的考试可谓是史无前例。考生不仅要对《五经》烂熟于心，还要能够对各家注疏了然于胸。最终入选的五十五人中，有一位叫戴震的学者，此人虽然只是一介布衣，却因为对《说文解字》的研究颇有心得，被特许入翰林院。

乾隆十五年冬，宫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经筵。新入选的＂野翰林＂们轮流上讲，阐述经义。其中戴震讲解《尚书》时，竟然提出了与朱熹注解不同的见解。在场的官员无不变色，唯独乾隆帝连连点头。

这种重视经学的倾向，在乾隆后期愈发明显。乾隆二十年，朝廷下令：凡翰林院官员，每月必须参加经学讨论会。这些由＂野翰林＂带来的新思想，逐渐影响了整个翰林院的学术风气。

后来的史料记载，这些通过经学入仕的＂野翰林＂，很多都在清代考据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们虽然不是通过正统科举入仕，却因为专精于经学研究，反而在学术上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。

四、特殊群体的另类入仕路

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个早晨，翰林院里发生了一件趣事。一位刚入院的旗人翰林在做值日记录时，竟然写错了几个常见的汉字。这位翰林随后被人戏称为＂斗字翰林＂，意思是识字如斗，少得可怜。

这样的事情在翰林院并非孤例。清代为了保证旗人在朝廷中的地位，特意开辟了一条专门的入仕通道——＂外班翰林＂。所谓＂外班翰林＂，便是指那些不通过正常科举途径，而是凭借旗籍身份进入翰林院的官员。

乾隆四十年，一位名叫李佳氏的满族举人，仅凭在户部当差的资历，就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编修。当时的掌院学士魏廷珍在奏折中这样写道：＂此人虽非进士出身，然熟悉满文，可堪翰苑之用。＂

这些＂外班翰林＂虽然地位不如正统翰林，但往往因为精通满文而备受重用。乾隆四十五年，一桩有趣的公案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当时朝廷要修订《满文老档》，那些饱读诗书的汉族翰林却束手无策，最后还是靠着几位＂外班翰林＂才完成了这项工作。

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有些人甚至能够不通过任何考试，直接被皇帝钦点为翰林。乾隆五十年，一位名叫和珅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进入翰林院的。他不过是个官学生出身，连举人都不是，却因为得到乾隆帝的青睐，一跃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。

这种特殊的任命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场面。据说和珅刚入翰林院时，曾经在一次文会上出了大洋相。当时有人请他即兴作诗，他支支吾吾半天，最后只憋出了几句不通的歪诗，惹得满堂哄笑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，却在翰林院中位居要职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朝廷开始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出现了一批特殊的＂野翰林＂。他们中有的是民间学者，有的是藏书家，虽然没有功名在身，却因为学问精深而被特许入院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纪昀，此人虽然出身寒微，却因为博览群书，被特招为翰林院编修。

这些特殊群体的存在，使得翰林院内部形成了独特的生态。据当时一位翰林在日记中记载：＂院中分三等：一等是正统翰林，二等是外班翰林，三等则是特授馆职者。虽同在一处办公，却各自成圈。＂

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。嘉庆皇帝即位后，曾经想要整顿这种状况。嘉庆三年，他下令严格限制特授翰林的数量。但是碍于满汉体制，＂外班翰林＂的制度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一直到道光年间，翰林院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群体的身影。

五、＂野翰林＂制度的历史影响

道光十年，一位名叫龚自珍的翰林在《己亥杂诗》中写道：＂九州谈故事，天下论英雄。＂这句诗虽不是专门谈论＂野翰林＂制度，却道出了这一制度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。

就拿康熙朝入选的＂野翰林＂毛奇龄来说，他虽然是以白身入仕，却在经学研究上颇有建树。道光年间，一位进士出身的翰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＂每读毛氏《四书改错》，未尝不叹服其精深。此人虽为野翰林，却有真才实学。＂

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上，更体现在政治上。咸丰二年，一位老翰林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：＂自国朝设立野翰林以来，士林风气为之一变。昔日目不斜视的翰林们，如今也不得不与这些异途之人切磋学问。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＂野翰林＂们往往在翰林院中别开生面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同治年间，翰林院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位通过经学入选的＂野翰林＂在修《清史》时，竟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，引得正统翰林们纷纷效仿。

光绪初年，朝廷在选拔人才时，已经不再那么看重出身。光绪五年，一位名叫孙钦颐的学者就是凭借对《诗经》的独到研究，被特招入翰林院。当时的掌院学士在奏折中这样写道：＂此人虽无功名，然学问精深，实可为翰林增色。＂

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科举制度本身。光绪十年，科场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：不少考生在答卷中引用＂野翰林＂们的学说，而考官们也不再对此持否定态度。一位考官在评阅记录中写道：＂此种现象，正是学术之幸。＂

到了清朝末年，＂野翰林＂们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。宣统元年，清廷在筹划科举改革时，就采纳了一位＂野翰林＂的建议，准备在科举中增设专门的经学考试。虽然这项改革因为清朝的覆灭而未能实施，但它反映出＂野翰林＂制度对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。

宣统三年，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回忆录中写道：＂回首百年野翰林制度，虽为权宜之计，却开创了人才选拔的新途径。＂这句话，或许是对＂野翰林＂制度最好的总结。据统计，清代两百多年间，通过特殊途径入选的＂野翰林＂虽然只占翰林院总人数的五分之一，但他们中却产生了不少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。

发布于：广西壮族自治区